汉朝副丞相 变卖家产养车

  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:《黑金》,梁家辉演的黑社会老大开会,一小头目迟到,老大问他为啥迟到,小头目答:“堵车”。老大又问:“开什么车?”小头目答:“马叉达”。老大不屑地说:“怪不得你堵车,原来是开马叉达,开马叉达的人没资格在我们这里开会,请回吧。”

  不知马叉达公司与该影片制作方有何过节,居然被贬损到这般地步,而令我最震惊的是:堵车居然和开什么车有关系?别怪路面堵,只怪你的车不争气,但归根到底是车主不争气,买个堵路的车――梁家辉说话,真黑。

  这车,不只堵路面,也堵车主的心,而添堵的车,不只是机动车,也包括马车;苦逼的车主,不只是电影里的小头目,也有大汉帝国的中央大员―――

  车辆的拥有数量,也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,古代也如此?大学的时候读《史记 苏秦列传》,那个叫苏秦的无业游民去游说齐宣王参与抗秦联盟,为了增强信心,让齐国领导人觉得凭借自己的实力是可与秦国对抗的,苏秦大肆宣扬了齐国这个沿海国家的繁荣富强,从工商业到军工业,到娱乐业,列举了各方面的指标,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:齐国社会的车辆拥有量很大,尤其是在首都临淄,市区的车辆拥挤到了车轴与车轴摩擦,你的车头顶着他的车尾,他的车轮扛着我的车轴的地步,“临淄之涂,车毂击。”

  言下之意就是:就凭你们齐国手里拥有这么多车,还怕什么秦国。车多就是强国,这是外交家苏秦的逻辑,而且也被齐宣王所认同。

  到了汉朝,经过伟大的诛秦革命和楚汉革命之后,大汉帝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,内战的直接后果就是:社会上的车辆拥有量急剧减少。

  国家元首要的总统专车,想要配齐清一色的马匹都不行。国家虽然穷,物力艰难至斯,但统一大业不能马虎,当时的南方,正盘踞着秦帝国的残余武装势力――赵佗军团。

  赵佗似乎在策划一汉一越的政治分裂版图,但他毕竟是河北人氏,心存中原,在这个事关统一或分裂命运的紧急关头,汉朝中央政府派了特使陆贾前去进行统战工作。当时国家很穷,在物力方面没有什么可炫耀的,但再穷也不能耽误统一,陆贾部长为了让赵佗回到统一的原则上来,他不惜将大汉帝国未来的繁荣景象预支到当下来描述:“人众车舆,万物殷富”,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:汉朝的车辆拥有量很大。由于信息不对称,赵佗也就信了:人多车多,能不强大吗?从而放弃分裂立场。在维护统一方面,“车”这个指标,立有不朽的功勋。

  当然,陆贾部长也不是开空头支票,他明白,在休养生息政策的引导下,经济的成长前景是可预见的,车多是迟早的事。果然,整个国家老老实实休养生息,官不折腾民,民不骚扰官,也没想过以大型建设和开发来制造经济增长点,汉文帝连建个露台都想了又想,居然放弃,在这种“萧规曹随”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下,经济居然发展起来了,内需也刺激起来了,大家有钱了,就去买车,当然买的是马车。

  当时的路面状况如何呢?西汉的路面状况,我没有找到直接的描述,但从用车情况可见一斑,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用车标准在放宽,豪华车在普及,本来规定国家元首用的车,可地方上的省长,京城里的高官子弟,也敢用了,司马迁就记录:“车服拟于天子”,用车能跟国家元首相比。

  原来只有老大可以用,如今你也用,我也用,原来首都地区就一辆悍马,如今悍马跟白菜一样多,路面的拥堵也可想而知。到东汉,更有直观的记录,当时的王符教授说:牛车和马车,塞满了道路,“牛马车舆,填塞道路”。估计王教授去上班的时候被堵得厉害,故而有此叹。

 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,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车辆的需求花样翻新,当时的车辆产销频率相当快,车型淘汰率也很高,当时的经济学家指出“车不累期”,用车还没用够时限,就淘汰了,车主再追新的车型。

  车多了,广大的有识之士却忧虑起来,倒不是担心空气污染,虽然拉马屎会臭一点,但也不至于破坏臭氧层,汉朝人老实,不至于像当下某些专家拿人打饱嗝放屁会破坏环境,因而要收“放屁税”来讹人。

  当时的有识之士主要是担心普通官员和老百姓车多了,尤其是豪华车多了,就不会把上级官吏放在眼里,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管理架构,你想想,你皇帝开的无非是劳斯莱斯,我一个当大臣的还开布加迪威航呢,谁比谁差呀?用车标准放开了,那种对上级的亵慢之心也就产生了。

  因此,广大的有识之士,社会精英提出要限制马车的使用,在汉昭帝时期举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(盐铁会)上,就有会议代表提出“节车舆”的口号。

  其实在之前的前任国家元首――汉武帝,已经对车辆进行课税,提高用车成本,其实是等于间接限制使用,但似乎效果不算大。

  汉武帝时期,制定了民间车辆的课税标准。除了公用车辆和军用车辆,民间用车和商务用车时要交税的,一匹“马力”的民用车,每两千钱中交税一百二十个大钱,一匹“马力”的商务用车,每两千钱中交税二百四十个大钱,按这个比例算,车越豪华,交税越高。

  然而,国家调节用车的效果不是太明显,用车标准还是往豪华型方向发展,当时的豪华型用车叫“侈车”,经济型用车叫“俭车”,“侈车”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大,可能当时的各家“4S店”以豪华车型为主打产品。

  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和经济学家喊出的“节车舆”口号,主要是针对豪华型用车的,社会风气如此,面子观念强的车主自然也是咬牙支撑,艰难度日,正所谓有房有车,一贫如洗。

  作为汉朝的官员,肯定是有私家车的,中央干部更不用说,而且用车有严格的规定,你是部级官员,就不能用厅级官员的车,否则开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

  孔子是鲁国的司法长官,有专门用车,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,颜回的爸爸想借孔老师的车给儿子送葬,想儿子的葬礼风光一点。哪里想到,孔老师平日里最器重颜回同学,这一回却不答应了,理由是:我处于士大夫的行列,是厅级干部 ,怎么能不遵守用车制度,擅自拿厅级级别的车给普通学生送葬呢?

  既然官员不能降级使用车辆,而汉朝的用车市场,是朝着豪华型发展的,养车用车,那费用不是一般的贵。那时候的车辆动力不是石油,是马,真正的“马力”车,而马的费用如何?

  司马迁说“马一匹则百金”,则是汉初的用车“油费”,到汉昭帝时候的全国经济工作会上公布的数据表明,一辆豪华车一年的费用为一千石粮食,那时候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27市斤,也就是27000市斤粮食。

  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,我们来看看一位苦不堪言的中央官员级别的车主。这位车主叫贡禹。贡禹先生级别很高,是汉元帝时候的御史大夫,这个官职是可以顶替丞相用的,年薪是“中二千石”,也就是比二千石稍高,大概是2160石。听起来挺吓人的,可把用车费算进去,就更吓人了:一辆车年用费一千石,可贡大人一年的工资奖金也就两千石,养车养掉年薪的一半。

  那么大一辆豪华车放在家里,一年吃一千石米,人的胃口就得节省了,堂堂副丞相家里,居然吃“糟糠”,穿得也清凉,都是短衣服。而且这费用还不能节省,因为是什么级别,就得用什么级别的车。

  既然养不起车,那就整点灰色收入吧?可怜贡禹先生是位清官,只能硬碰硬用年薪养车。他有一回向皇帝诉苦:领导啊,为了养这辆破车,我卖了家里一百三十亩田呢。

  正是基于养车之苦,贡禹先生对社会上的豪华用车标准极为痛恨,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狠话:全国的车辆拥有量,应该减掉三分之二。“乘舆服御器物,三分去二。”这都是给养车逼出来的狠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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