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正让大汉王朝安稳渡过了“襁褓期”的人是吕雉

  而这份诏书中的区别对待的标准,恰恰说明了,到了汉惠帝登基天下大定的时刻,曾经跟随刘邦的低级军吏在用爵位和复免酬功之后,已经迅速被扒拉到了“被统治者”的秩序之中,仍需要另眼相看的,只剩下高级将吏了。

  总结一下,从惠帝继位抛出这个“十五税一”田租的“善”政,主要是比他爸爸要“善”的政策之后,一直到汉文帝二年九月诏:诏曰:“农,天下之大本也,民所恃以生也,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,故生不遂。朕忧其然,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。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”

  这中间隔了多久,17年时间,“休养生息”的大汉王朝才拿出了更新的“善政”,由田租的“十五税一”减免了一半,注意,是“今年”,也就是当年为“三十税一”。

  再下一次的“今年”,则是10年后:(文帝十二年)诏曰:“道民之路,在于务本。朕亲率天下农,十年于今,而野不加辟。岁一不登,民有饥色,是从事焉尚寡,而吏未加务也。吾诏书数下,岁劝民种树,而功未兴,是吏奉吾诏不勤,而劝民不明也。且吾农民甚苦,而吏莫之省,将何以劝焉?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。”

  又过了1年,汉文帝才“玩儿了一把大的”,废除田租:(文帝十三年)六月,诏曰:“农,天下之本,务莫大焉。今廑身从事,而有租税之赋,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,其于劝农之道未备。其除田之租税。赐天下孤寡布、帛、絮各有数。”

  非常有趣的是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仅仅照录了最后这一次,前两次“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”在《孝文本纪》没记,怕也是对这种实质价值有限的“秀”缺少兴趣,而只对这种真正的改制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
  而这个政策,才配得上“休养生息”四个字,但是,它的施行,距离汉定天下已有28年,妥妥的一代人,按照惠帝强制结婚的诏令,已经是两代人的时光。

  可以说,以秦朝为例子,最危险的“二代而亡”的时期早已在惠帝、吕后的手中平安渡过,文帝的种种举措,和之前其实是两个代际,而非什么一以贯之的“汉初休养生息时代”,至于将汉朝摆脱“二世而亡”命运的原因归结于“休养生息”更是奇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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